财务部 浦庆

      初夏，和同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单位附近和平门城墙边散步。发现城墙内侧的顺城巷在和平门的西边叫做了下马陵，顿时觉得很奇怪。往西再走几步，看见董仲舒的墓，心想难道是出于对这位大儒家的尊重，路过此地要下马吗，两者之间究竟有关联吗？

      带着疑惑，上百度查了关于下马陵的由来，我整理了一下。

      原来西安的下马陵有两个，而真正的董仲舒墓在兴平市茂陵。市文史馆副馆长蒋纪新，著有《下马陵之是与非》，我国最具权威性的两部工具书《辞海》《辞源》都提到了西安的下马陵，前者将其定位在和平门里，后者则称其位于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Ma）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8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城内下马陵定为陕西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政府曾拨款全面修葺。

      蒋纪新查阅大量史料，认为无论下马陵或者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说到其具体位置。
      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
      宋敏求的记载言之凿凿。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自南宋程大昌《雍录》、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直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对此均无异议。
      蒋纪新把历代史籍按时间顺序略作比较，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史实：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异议，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中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也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蒋纪新再作考证，获悉事情初起于明正德年间。随着程朱理学泛滥与朝廷鼓吹倡导，董仲舒被炒作抬举到了骇人的高度，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所谓“董子祠”，即祭祀董仲舒的祠堂，与董仲舒墓本来也并不相干。然而，事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做出决定：下令把这座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上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内。
      进入清代之后，这场造假戏仍然继续。清康熙元年（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附近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我想，下马陵的“造假”，是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的一种延续；是封建社会出于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吧。